12省市叫停基建，释放了什么信号？
发布日期：2024-09-05 16: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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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等12个省份被要求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这一政策决策标志着中国基建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将更加注重投资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我们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2024年，中国的基建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国务院的新要求下，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这12个债务较高的省份，除了供水、供暖、供电等基本民生工程外，省部级或市一级在2024年不得出现新开工项目。这一政策决策仿佛投下了一颗重磅的“核弹”，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一决策的背后，是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深度思考。尽管基建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果逐渐减弱。尤其是在近年来，一些地区的基建项目出现了违规操作，如承诺兜底回购、国有企业垫资建设等，导致了隐性债务的增加。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基建投资效率的质疑。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务院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暂停这些债务较高省份的新开工项目。这一举措旨在降低地方债务风险，确保经济的稳定运行。同时，也鼓励各地区提高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避免盲目投资和资源浪费。列入名单的十二省市都是债务负担很重的“化债大省”，不仅被停止建设地方基建，同时还需应尽一切努力将“债务风险降至中低水平”。简单来说，就是中央给上述“化债大省”划下了基建红线，债务不减轻，就不得重启大型基建项目。然而，这一政策决策带来的影响将极其深远。那么，基建项目被叫停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一方面，现在很多地方，债务压力大。
像上面提到的12个省份，都是地方债务杠杆率较高的省份。文件要求，等到地方债务风险降低至中低水平后，由发改部门报送高层，再调整相关政策。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甚至连上海这样的债务率不高、且财政资金充沛的地区，都要求放缓基建。根据国发院的研究，2011年及以前，中国每新增一单位基建，平均增加0.5个单位的GDP，经济效益较好。但2012年以后，新增基建的GDP拉动作用，显著下降。基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不大了，那为什么此后，我们又搞了这么多年呢？宏观上，国家要靠基建促进就业。
一个基建项目支出，动辄就是几十亿、上百亿，能带来一大批相关就业。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国家通常都会上马一批重大项目。根据2023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发布的《2022年审计报告》，全国有49个地区通过承诺兜底回购、国有企业垫资建设等方式，违规新增隐性债务415亿元。也就是说，某个基建项目领域，原本不允许政府出资建设、增加债务负担。另外有5个地区，将50亿元违规投向景观工程、商业性项目等禁止类领域；有47个地区，违规挪用专项债158亿元；这涉及到基建资金的违规使用。上述这些基建违规问题，虽然不能说是普遍存在。但审计署一查，就是几十个地区曝光，也不能说是“个别现象”了。影响最大的就是土木工程行业。过去，中国基建投资是地产投资的2倍。很多基建项目一停，直接影响到设计院、总包单位、分包单位、协作队伍、材料供应商等一干人马，再加上房地产行业的萎靡，中国的土木行业从业人员可能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季节”。
按照“有保有压”的政策要求，12省市的地方高速公路、不涉及增建跑道的民用运输机场改扩建、城市轨道交通、楼堂馆所等均属于“不得新建”范围。而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以外的市政基础设施和棚户区改造项目等，列为“严控新增”。但一些中央已批准的重大项目，比如“三大工程”（保障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城中村改造）依然是绿灯放行。
通知还要求，被点名的地方政府压缩投资完成率超过50%项目的投资规模。
不过，调整举措只是希望进一步缓解财政压力，并不能立即消除越欠越多的地方债带来的风险。事实上，这项政策也只是去年一项新规的“PLUS升级版”而已。2023年10月，国务院已经限制上述12个债务高风险地区发行新债和上马新项目，要求其只能进行中央批准项目，自行建火车站或发电厂等项目则不被允许。从此次通知内容来看，中央是下决心要“标本兼治”，从暂停债务地区的“无效基建”和“过度基建”入手，彻底遏制地方债新增势头，化解财政风险。耐人寻味的是，如此重磅的消息发布后，基建板块反而逆势上涨。2023年12月，中国狭义基建投资录得6.8%的增长，比前一个月加快了1.8个百分点，显示出显著的增长势头；同时，广义基建投资跃升至10.7%，比11月提速5.4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降温迹象，销售和新开工面积也分别下降了12.7%和10.4%。不难看出，昔日网红词“基建狂魔”正淡出国人的视线，投资市场对于基建板块的调整也早有准备。近年来，地方债问题不断引发热议，其实正是很多省市无视自身财政实力，一窝蜂地在基建项目领域“大干快干”，出现了大量“无效基建”与“过度基建”的问题。地方债表面看是财政金融问题，实则是部分地区为了政绩，不切实际地乱投资现象，折射出当地政府预算制度过于随意和缺乏约束，给地方债无序扩张提供了体制便利。再直接点说，财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才是导致各地债台高垒的核心原因。一直以来，国内“基建派”始终掌握着话语权，强调基建能带动地方经济，创造就业岗位，提升城市竞争力等作用。客观来说，这个论述没有问题，但必须要看投资回报率周期是多久，是否真正拉动地方经济迅速发展，又是否真正令当地百姓感到方便。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存在投资占比过高的问题，其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9%，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25%。要知道，这些固定资产其实大部分是政府的资本性支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各地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40%，是经合组织（OCED）国家的4倍。可经合组织（OCED）国家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我们目前还属于发展中国家。资本性支出超出这么多，显然有些过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过高，也必然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2023年，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是60%，而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是在70%以上。国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消费与民生建设领域。原因很简单，财政收入就那么多，无非是给谁用的多点，给谁用的少点。可现在的情况是，上述12个省市因大量“无效基建”和“过度基建”问题造成无法偿还的地方债，不仅许多民生项目无法实施，连某些地区的公交系统都受到了影响。让老百姓尤其郁闷的是，许多基建项目建设时，没听取过大家意见，如今负债累累了，却要陪着一起还债，工资也拿不到。
这样的政策调整，无疑是给那些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地方政府来了个“紧箍咒”。过去那种“先上车后补票”、盲目上项目的做法，将不再被容忍。然而，政策归政策，现实归现实。对于这些基建大省来说，叫停新项目只是第一步，如何化解已经积累下来的巨额债务，才是他们真正需要面对的挑战。事实上，这些地方之所以会陷入债务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基建项目上的无序扩张。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政绩表现，一些地方政府不顾自身财政实力，盲目上马大型基建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投资巨大、回报周期长，甚至有的根本就是“无底洞”。比如青海省的某些地区，为了追求快速发展，在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但由于规划不合理、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等原因，这些项目最终变成了“烂尾楼”和“空城”。不仅没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反而让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在基建热潮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坑”。这些地方政府之所以会纷纷跳入这些“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短期的政绩冲动和盲目的发展观念所驱使。因此，叫停基建大省的新项目，其实是一种必要的纠偏措施。它旨在让这些地方政府意识到：发展经济不能靠盲目投资和无序扩张来实现；而应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改善营商环境等方式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当然，叫停新项目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放弃基建投资。毕竟，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福祉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关键是要把握好度的问题，确保投资规模与地方财政实力和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此外，对于那些已经陷入债务困境的地方政府来说，化解债务也需要时间和耐心。他们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来逐步减轻债务负担。同时，他们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总之，叫停基建大省的新项目是一个重要的政策信号。它提醒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规划、有序发展、量力而行的原则；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风险和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对于这些被暂停新开工项目的省份来说，他们将面临如何调整经济发展策略、优化资源配置等重大问题。而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来说，这一变革也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基建投资的角色和定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债务率不高、财政资金充沛的地区，如上海，也要求放缓基建。这表明国家对于基建投资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的过度依赖转向更为审慎和理性的态度。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降低经济风险，也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总的来说，2024年的这一政策决策标志着中国基建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将更加注重投资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我们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
